[TXT] [BT/网盘] 《欢乐颂》知道吧，它的作者是最神秘的女作家-阿耐。她的最好作品是一套长篇小说《大江东去》，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记者：阿耐您好！首先我得向您致敬！我得承认我被您的《大江东去》震住了。用现在最流行的话说是“雷”倒了！一百五十万字，二十个年份，有个性的人物达十多个，主要人物也有七八个，这样的规模我只在托尔斯泰那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中看到过，现在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作品了，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力量促使您有这样的写作冲动，完成这样一部宏大的作品的？
阿耐：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写小说的作者笔下都有他最得心应手的时代，那个时代属于他的年轻时代。 
人的成长从一张白纸，变为异彩纷呈，大约最醒目的记忆便在好奇而勇敢地认识这个世界，并无预设立场地定型世界观的时期。人生的第一次思考，和逐渐成熟的思维，都会在一个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同时初进社会，令一个年轻人有充分的视野，从底层看足这个有趣的社会，给记忆留下最丰富最有层次的内容。在经历世事，逐渐沉淀、回顾、反思，若还有什么能调动一个上老下小的人到中年者的笔写下长篇累牍，大约只有对年轻时代回忆的冲动。
而我有幸生活、成长在这个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我和我的同龄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也被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欲望驱使着，全身心地投入大家小家的建设，我们取得骄人成绩。但是伫足回望，却是看到很多盲目，很多不足，很多遗憾。我们在建设中放弃了谁，剥夺了谁，遗忘了谁；我们的同路人有谁掉队，有谁失足，有谁超前；我们的物质生活进步清晰可见，而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偏离崇高、尊严、真实，日益被物质侵蚀；为什么？我们，该如何走出下一步？
我经历过，我正思考。我需要写出来，先给自己一个回答。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少出版社都推出了反映三十年社会变迁的文学或准文学作品，您读过的有吗？如有，您怎么看这些作品，您觉得您《大江东去》的特色在哪里？
阿耐：我看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这是一本以人文角度看经济社会的很精炼的书。也看了一些本地报纸的回顾，正因为报纸的地域性，正好适合这个地域出生成长的我。但我喜欢自己寻找旧时报刊杂志，查阅第一手的未经现代人加工的资料。
《大江东去》的特色在于提取人物样本的全面，描述事件的系列，还有故事的有趣——小说首先是给人看的。因此它几乎是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记者：您的责编说您的这部作品是“改革三十年的记忆之书”，这是否是说这部作品是对三十年的记录呢？或者是能够唤醒人们对三十年的回忆呢？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阿耐：严格地说，目前这本只描述了二十年，后十年我还在酝酿中。写这本书，我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自己，如何凭良心发掘、回顾、反思、提炼……。如果有读者从中看到他们消逝的青春，或者因此书而思考，那是我的额外收获。作为小说作者，首先要勇敢自信地面对自己，然后才能接受读者评价。 
记者：《大江东去》里每一章节都以年份命名，从1979年开始，每一年就是一个章节，这种编年体的写法运用到小说中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您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不怕人们误认为它是一部纪实文学而影响它的艺术性吗？
阿耐：原因很不文学，纯粹私人因素。从小阅读那种时间跨度大，人物涉及众多的演义类文章，都喜欢另取一张纸，上面随手记录下时间段和其中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及思考推测。我记得最夸张的是看《东周列国志》时，用的是三张A3纸粘联起来的表格，因此可以保证看到后面而前事不忘，甚至不仅是不忘。也因此很遗憾地发现几本名著人物细节设定的前后矛盾。遗憾或许是美，或许是艺术，但艺术和美不应该建立在错误之上。若干年后若还有人阅读《大江东去》，我希望此书不会误人子弟。
记者：小说人物的设置看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宋运辉也好，雷东宝也好，杨巡也好包括梁思申几乎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同经济形式的形象代表，您在写到他们时除了抓住他们每个人的不同个性特征外，有过考虑他们代表的群体性吗？如果要您概括出这四种人代表的不同经济体的特征，您如何看？
阿耐：问得好。改革是因各阶层人们对尊严生活的需求。这种需求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自觉的。可以来自农村广阔天地，也可以来自高等学府。我国改革的特点是，在自觉尚未突破意识形态桎梏的时候，农村自觉发起的改革已经泼辣辣星火燎原。由此改革的进程，我设定四个典型人物的先后出场，雷东宝代表农村因温饱所迫而自发改革，而后转向乡镇企业的那个群体。宋运辉则是代表我们国家大多数时候抱着，可也一直有力限制着，更有一段时间只取不给的老大哥国企那个群体。杨巡则是很典型的个体形象，如果再细分一点儿，更代表浙闽一带个体户发展至私营经济的那个群体。梁思申与外公代表的是外资那个群体。他们曾经有过自发的带有点革命性的浪漫主义，但是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他们本能地自觉地转向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转换中有人因为修养的缺位，因为认识的止步不前，而终至走向他们最初出发点的反面。
记者：同样是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作品，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您最关注的可能是经济，但经济和政治必然联系在一起，您认为在这三十年里，中国最关键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是经济吗？
阿耐：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词是“人”。 
记者：您一直以来的写作主题几乎都是和经济题材有关，媒体也称您为财经作家，您认为《大江东去》是一部财经小说或商战小说吗？其实这里面的商战也够厉害的。
阿耐：我更喜欢的是写人。可能因为我身份局限，我更多描写的是商业社会中的人。
记者：您认为《大江东去》最让您有成就感的地方是什么？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阿耐：写《大江东去》的过程，也是我梳理反思提高的过程。因此我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就感是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提升——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也更宽容。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因为有对前三十年经济和社会的总结回顾，面对目前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我可以有更理性的判断，有更从容的应对。
记者：听说网络上有读者拿着每年的《人民日报》对照您的小说读，并作了专门的阅读笔记，真有趣。您觉得这说明了些什么？
阿耐：这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对那段历史有共鸣吧。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发现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世界也变得太快太快，快得我们目不暇接，心浮气躁，快得我们都来不及静下心来思考。《大江东去》成了一个引信，触发某一部分的人们对精神领域的探索。
记者：因为时间关系，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这部小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宣传背景，它应该是什么面目呢？我想真正读小说的读者一定很关心这个问题。谢谢您！
阿耐：历史是一枚钩子，《大江东去》是被宣传挂到钩子上的衣物。去掉钩子，衣物依然是衣物。